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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晋商法律文化拾趣
2018-09-14 17:23  来自:

  ——以晋商罚戏为视角

天津市东丽区司法局   单文杰

  晋商,一个雄踞商场五百年的地域性商帮,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之牛耳,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商帮之一。众多文人骚客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梁启超先生曾把它“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①近几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晋商文化因其灿烂与厚重又重现于世人面前。曾宪义先生对于晋商的法学研究价值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历史上著名的法家文化发源地在山西,山西是法律文化地方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通过对明清山西商人的生活面貌的全面考察,应当可以揭示晋商以及其所代表的古代商人阶层与传统法律文化的互动关系。”②

  晋商研究的法律文化内涵是丰富的,尤其在晋商行会自治性规则层面,依然值得我们用来反思当下的行业纠纷解决机制。晋商行会制度及其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高效运行是晋商帝国商业秩序维系的根本。晋商行会成员内部出现矛盾纠纷后,在行会内部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纠纷解决机制中对违反行规成员施以罚则的部分更是充满了民间调解智慧。晋商中盛行的罚则主要有财产罚、名誉罚、开除行籍、“禀官究治”四种形式。此外,笔者查阅晋商史料,惊奇地发现晋商行会中还盛行着一种颇具特色的处罚方式,这就是罚戏。这种看似荒唐的惩罚方式在晋商史料中俯仰皆是,罚戏条文规范较多地散见于晋商会馆前的碑刻铭文和会馆规约之中。现将部分史料摘录如下:

  雍正二年(1724年) ,河南省社旗县山陕会馆《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碑云,“为维护市场秩序,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秤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③

  道光八年(1828年)在北京的山西商人开办的颜料会馆制定行规称:“倘有无耻之辈,不遵行规,缺价少卖,隐藏篓数,异日诸号查出,甘心受罚,神前献戏一台,酒席全备,不得异说。”④

  又如刊刻于道光七年的《上海县西帮商行集议规条碑》中对于违反“银串照市划一,不许申上就下,致有两相退傤唇舌。倘不照议,查出,罚船号经手者,神戏各一台”。⑤

  以上只是关于晋商罚戏制裁方式史料记载的冰山一角,更多的相关文献资料在此不再赘述。“制裁”和“戏曲”二者无论在形式还是在性质上都差别甚大,制裁的有效实施往往需要严肃的气氛加以渲染,而戏曲恰恰相反彰显的是一种娱乐欢庆的气场,乍一看很难让人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然而,任何一种法律文化现象的背后都隐匿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因素,晋商把罚戏作为其行业特有的一种纠纷解决和制裁方式也不例外。这一奇特法律文化现象的探究我们仅仅局限于中国独有的本土资源这一一贯的理论难以透彻地说明问题,这里我们可以借助一些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来分析貌似荒谬的制裁方式背后所蕴藏的合理生活逻辑。晋商群体之所以青睐于罚戏无不是有意或无意经过成本收益理性算计的结果。

  首先,罚戏表面上是一种名誉罚,实则融合了财产罚和名誉罚两种惩处方式的功能。违规者破费了钱财是财产型处罚,违规者以罚戏的方式公开对大家赔礼道歉是名誉型处罚。

  其次,罚戏的意义和效果是多重的。违规者的所作所为尽人皆知,同时也起到了警戒其他成员避免再出现类似的违规行为。违规者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所要支付的对价仅仅是花费一些钱财请大家看戏,这笔花费对当时富甲一方的晋商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由于违规者的主动认错的谦逊态度也往往能得到受害方和其他会员的一致谅解,不至于晋商成员与其断绝以后的贸易往来,这就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违规者的违规行为对其将来的营业活动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最后,由于晋商作为一个群体,对山西梆子戏有一种特殊的思乡情怀,其商业纠纷往往发生在家族内部或者乡里乡亲之间,把纠纷放在相对封闭的行会内部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也有利于增进晋商群体的团结互助。因而把山西梆子戏作为大家出现商事纠葛时的润滑剂来消除彼此的摩擦便再合理不过了,把罚戏作为晋商行会内的一种处罚方式也显得不足为奇。放眼当下,我国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在纠纷解决体系中长期被漠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其中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行业性纠纷解决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在当前利益需求多元化,纠纷主体多元化和价值文化传统多元化相互交融的复杂形势下如何构建和完善与之相匹配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个整体,每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在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中都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正如谢晖先生在谈到初民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当下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时,曾指出初民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今天高度发达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而言,表面上看没有什么特别可预期的实践价值。但是,人类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一种形态,它也具有了文化传承性的特质,古代的纠纷解决机制与今天的纠纷解决机制理应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断裂的。对古代纠纷机制的相关研究的价值,不能仅停留在是兴趣使然和拾取历史记忆的意义上,而应当是惠泽当下的。⑥

  一个世纪前,叱咤风云独领风骚纵横百年的晋商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百年之后,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晋商那个时空的历史境遇已迥然不同,特别是在开放流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背景下,行业纠纷也变的异常复杂。但是从历史过去成功的经验中,我们总能发现一些合乎事物规律的未来发展的有益因子。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法律文化给予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在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能够和当代法治建设相契合的元素,立足传统文化优势,扎实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二十九:《莅山西票商欢迎演说辞》。

  ②曾宪义:“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序言一”,载张钧编:《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③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社旗县山陕会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页。

  ④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2002年版,第674页。

  ⑤孙丽娟:《清朝商业社会的规则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⑥参见谢晖:《民间法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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